上周，我准备家访的过程中，接到邓叔叔的家属打来的电话，询问我们能不能再来家中看一看邓叔叔。我没有问其家访的具体需求时就回答说：“可以。”因为上次家访邓叔叔时，我们聊得很好。

再坚持20天

我与社工诗颖走到邓叔叔楼下时，发现邓叔叔的爱人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她见了我们就说：“（患者）已经绝食20多天了，现在浑身都痛，就是不愿意服用吗啡类镇痛药物。现在他又想去医院住院处理疼痛，又怕医院给他输营养液，延长他走的时间。”邓叔叔选择这种方式离开，是我不曾想到的。上次家访时，邓叔叔态度淡然，聊起死亡时，他说：“人都是要走这一步的，我不怕死，只要不那么痛苦就行。”说这话时，邓叔叔的声音里有一种颤抖，我心中就想，生命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每个人在谈论这种意外的疾病导致的死亡时，都会有一种对生命这份珍贵的不舍吧。我当时回应邓叔叔：“我今天没有带学生家访，如果带学生家访，您的态度对他们该是多好的死亡教育！”那时邓叔叔可以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又强调：“老年人患上这个病，就是慢性病。吃好，睡好，姑息它，过好每一天就是最好的生活。”他的爱人在一旁说：“就是，听到没有？慢性病，我们就吃好，过好。”

到了邓叔叔的床边，看到邓叔叔半倚靠在床头，比上次家访明显消瘦，思维清晰，表情和善，这种和善让我很容易想起童年时家族中一些亲人的表情。问候过后，他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他目前的身体不适：消化道有顶起的感觉，睡觉时全身都痛，只能睡20多分钟就要坐起 ...... 我按了按床铺，说：“可不可以用气垫床呢？是不是床铺太硬了？”他的爱人回应说：“用气垫床也不行。”邓叔叔多次问我们，他可不可以去医院，只解决疼痛，不输营养液。我们告诉邓叔叔，对清醒而无法进食的患者，医生无法做到只给予镇痛治疗而不进行营养支持治疗。邓叔叔说：“那我还是在家中，不去住院。”接着又问：“我这样已经坚持20多天不吃东西，再20天总算可以 (离世) 了吧？”然后看向他的爱人，表情乐观地像个孩子，又好像在进行一种伟大的事业一样富有成就感。我们没有给出肯定答案，我于是问：“邓叔叔，您执意这样选择尽快离开，您的家人会怎么想呢？”邓叔叔没有回答我的话，他的家人也没有回答我的话，空气中也没有任何我做安宁疗护工作中所熟悉的那种窒息感，就好像我没有问这个问题一样。然后我感慨地说：“唉，我的父亲生病时，很想多活一段时间。您却选择尽快离开。”诗颖看了看我，发出一个否定的语气词，意思是这是邓叔叔的选择。

他醒时我告诉他

家访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劝说邓叔叔服用镇痛药物，他答应了。他的爱人说：“你们来真好，我们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吃镇痛药。”家访快结束时，邓叔叔一遍遍说：“你们来家访看我，我很感动，我要送你们礼物，至少是2个小红包。”我说：“您真的要感谢我们吗？我们不要小红包，我们要您写的感谢信，这样我们看到感谢信，就会想起我们曾经家访过您。”我这样做是我惯用的给患者提供生存任务的一种，让他可以因为要完成这个任务而活下去。家访邓叔叔后的第二天，我出诊回到宁养院时，诗颖拿着红色的卷纸向我示意，我立刻明白那是邓叔叔的感谢信，当时没时间打开，过后又忘了这事。

下班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突然又想到邓叔叔的感谢信，接着就后悔起来：“我怎么没有鼓励邓叔叔给他的每位家人都写一封感谢信呢？这一方面是一种生存任务，另一方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连接。”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给邓叔叔的爱人：“我可不可以与邓叔叔通话，让他给你们亲人各写一份感谢信？”邓叔叔的爱人说他现在在闭目休息，不想打扰他。我于是说：“他醒来时，您就帮传一下我的话，让他给你们写感谢信。”他的爱人又说：“他现在体力差，给你们写感谢信，他写到最后都没有力气了。”我说：“感谢信不一定写在纸上，让他写到他手机上，截屏保存也可以，以后想写就没有机会了。”他的爱人说：“好！他醒来时，我告诉他。”

放下电话，我似乎又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周末看一篇心理咨询的文章，文中提到“心理咨询师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加在来访者的意愿上，摆正咨询师的位置。”我突然就想到邓叔叔，我是否把我内心强烈的期待加到他的意愿上了呢？因为我父亲生病时很想多活一段时间，而邓叔叔却那么决绝地选择尽快离开。这种莫名的失落里藏着我潜意识中强烈的期待吧！这种强烈的期待也是对安宁疗护护士位置的偏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