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学校的三下乡活动通知像一粒投入湖心的石子，在宁养义工协会激起层层涟漪。作为协会里从未接触过这类实践活动的“新手”，我捧着通知反复研读，那些“社会实践”“服务基层”的字眼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可真要着手准备项目书时，却像站在迷宫入口，连第一步都不知该迈向何方。好在社工老师张丽卉看出了我的窘迫，特意抽出两节课的时间，带着我梳理活动脉络，从服务对象需求分析到活动环节设计，一点点帮我搭建起认知框架；几位老义工学姐更是把她们往年的活动手账塞给我，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成了我最珍贵的“教科书”。

　　万事开头难，没有实践基础的开头更是如履薄冰。当活动主题“生命教育进乡村”和“调研+宣讲+互动”的大致框架确定后，填充细节的过程成了对耐心的极致考验。我把去年的五份项目书摊在宿舍书桌，逐字逐句对比不同活动的流程设计，用荧光笔标出可借鉴的亮点——有份项目书里“情景模拟小剧场”的创意让我眼前一亮，当即在笔记本上画下简易脚本；另一份里“生命树绘画”的环节设计，被我改编成更适合乡村孩子的“我的生命故事卡”。连续三个夜晚，台灯下的草稿纸换了一张又一张，从最初的杂乱无章到后来的条理清晰，当第一份完整的项目书打印出来时，纸页边缘都被我紧张得汗湿的手指蹭出了毛边。我找两位义工帮忙修改时，她们指着“物资清单”那一栏，对我说：“你连备用马克笔的数量都标了，也太较真啦！”可正是这份较真，让最终定稿的项目书多了几分踏实。学姐看着定稿感慨：“我们去年是三人分工，一人盯流程，一人算预算，一人查资料，最后碰头讨论时吵了三次才定下来。”这话像根细针轻轻刺了我一下——原来我总想着“不麻烦别人”，实则是把自己困在了“单打独斗”的舒适区。作为会长，这种“独行侠”心态或许能完成任务，却难让团队真正凝聚，这堂关于“协作”的课，我得慢慢补。

　　六月的风裹挟着期末考试的紧张气息，也带来了更棘手的变数。活动时间突然提前三天的消息，像块巨石砸进原本平稳的筹备节奏里。当我在宁养义工协会群里统计能参与的义工名单时，看着屏幕上接连弹出的“抱歉，那天还有考试”，心一点点往下沉。上个月反复确认的名单，最后能成行的只剩几个。深夜里，我抱着手机逐一向潜在的候补义工发消息，从措辞礼貌的询问到带着恳求的拜托，直到凌晨两点，才凑齐新队伍。重新核对身份信息、调整分工表时，社工老师在微信上向我发来问候：“别熬了，物资这边我帮你盯着，明天再弄。”我清晰记得她桌上摊着的物资清单上，连创可贴的品牌都做了标注，那一刻突然懂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考验的从来不是慌乱中的抱怨，而是兵荒马乱里依旧能沉下心来解决问题的勇气。

　　终于盼到活动启动的日子，可第一天在乡镇小学的经历，又给了我一记措手不及。原定一小时的活动时间，因为学校临时有检查，被压缩到只剩十分钟。站在教室门口，看着身后抱着教具箱的义工们，我深吸一口气——把PPT精简到三页，删掉互动游戏，保留最核心的宁养院介绍和生命教育关键词。当我语速稍快却清晰地讲完机构使命时，义工张皓月接过话筒，用三个小故事串起了生命教育的意义。最意外的是提问环节，当问到“怎么珍惜自己的生命”，后排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起手：“不能去河里游泳，妈妈说会被冲走。” 童声未落，教室里响起一片附和，有说“要好好吃饭”，有说“过马路看车”。走出教室时，义工张皓月拍着我的肩：“你看，他们都懂了。”阳光透过走廊窗户落在我们身上，我突然明白，所谓“计划”从来不是束缚脚步的枷锁，而是在意外来临时，能让你迅速找到核心的指南针。

　　第二天在村里小广场的活动，仿佛是前一天的“升级版”。没有预想中的舞台，只能在树荫下摆开三张折叠桌；原计划的音响突然没电，义工们干脆分成小组，用最原始的“喊话”方式吸引村民。社工老师抱着宣传册站在人群里，见缝插针地讲解宁养服务，她额角的汗珠顺着鬓角滑落，却始终笑着回应每一个提问。有位大爷拿着手册反复确认：“真能免费上门？”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紧紧攥着手册的手微微发颤。收摊时清点资料，竟比预期多分发了五十余份。晚风里，大家坐在田埂上清点物资，虽然声音里带着疲惫，眼里却闪着光。

　　回程的大巴上，我翻看手机里的活动照片，有孩子们举着“生命故事卡”的笑脸，有村民认真阅读宣传册的侧影，还有义工们互相递水擦汗的瞬间。这些画面像拼图一样，拼凑出三下乡最真实的模样——它从不是完美计划的复刻，而是在磕磕绊绊中学会应对，在团队协作中懂得分担，在服务他人时找到价值。或许下次活动仍会有意外，但我知道，带着这份经历赋予的从容与成长，我们一定能走得更稳、更远。

笔者 (左一) 在向参加三下乡活动的其他同学讲述宁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