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宁养院主任称传统文化讳谈生死，我们阻力重重

 

      如果妻子可以告诉丈夫，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子女可以告诉父亲，感谢这么多年来为自己遮挡风雨；朋友可以告诉朋友，他是多么棒的一个伙伴；同事可以告诉同事，他是多么出色…“这会让病人感觉到，哦，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这一辈子我没有白活过。”这是自7 月5 日挂牌成立至今，聊城宁养院主任高杰一直期待的一个场景。在他看来，生命中最后一段应当像一场平静但充满欢乐的旅程，但他却始终形去破解这道难题。本报撰稿/记者  陈学超       刘晓蒙 图/记者  吕廷川

A－踢不出去的皮球

      9日下午，高杰接到一个来自汕头总部的电话。

　“有的家属开着小汽车，媳妇还戴着金项链，手机比我的还好，还要求把家里老人送来。”高杰苦笑着对电话那端说，“我不答应，说不符合条件。结果人家跟我说，都是聊城人你还在不在聊城混了，还想不想出门?”不过，高杰并未向电话那头说出自己遇到的最大难题，因为“一言难尽——目前接收的近二十位救助对象家属，尽管反复做工作，但至今没有一位答应将实情告诉病患，甚至有的家属只愿意从宁养院领取免费的止疼药，而不愿意让高杰见病人。

      顾虑很多，最大的顾虑是，害怕病人知道病情以后反而会更加害怕，从而加重病情。“中国传统文化忌谈生死，我们阻力重重。”尽管在宁养院正式成立之前，高杰曾专门到上海接受培训，学习到了一系列手法，其中包括“踢皮球法”：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如何将死亡将近的消息告知病人的一种方法。

　“我们会在与病人见面的时候，让他自己主动说出‘怎么治来治去都不见轻’这个疑惑，然后诱导他主动说出心中早已猜测已久的问题：我是不是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会问他：如果时间真的不多了，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想给家人交待什么?交谈进行到这里，病人基本上就能明白实际情况了。”高杰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话必须在引导下，由病人主动说出来，也就是始终将“皮球”踢给病人。因为在心理学上，由医生告知和由病人主动说破，效果完全不同。

      遗憾的是，至今高杰仍未获得一次“踢皮球”的机会。一个多月以来的经历，让他深深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生死方面的缺憾：一旦家里有人得了重病，多数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瞒住病人，不让其知晓实情。甚至，原本经常串门的邻居，也会尽量避免到病人家里，或是在病人面前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生怕说错了话让病人起疑心。“长期无法恢复，病人自然而然会暗自揣测，这其实会给病人造成相当大的精神压力。”高杰说，精神压力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对本已遭遇癌症的患者这不啻于雪上加霜。

      更为严重的是，这还会使病患与家属之间产生隔阂，甚至心生怨怼。“有些话总是背着病人说，病人就会有被隔离的感觉，会胡思乱想，猜测‘他们是不是嫌弃我了’。”在孤独、猜忌、甚至怨恨中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显然有悖于宁养院“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也能活得有尊严”的初衷。

B－何如来场“生命告别会”

      参加过很多次葬礼，但唯一让高杰印象深刻的是舅妈的葬礼。“村支书的悼词很短，他说我舅妈28岁开始守寡，活到七十多岁，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养大成人，个中辛酸只有她一人知晓。”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真实地概括了一个农村妇女漫长且艰辛的一生，让在场的人泪如雨下。

      其余的葬礼，则让高杰经常感到如坐针毡。“常常都说死者践行了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楷模。”高杰问，“连最后的悼词都是抄来的都在走形式，何谈尊重?”

      但即使舅妈的葬礼，现在想起来也有无限的遗憾。“如果在她活着的时候，有人告诉老太太，大家知道她这一辈子不容易，知道老太太付出的艰辛，老太太是不是就可以含笑九泉，觉得这一辈子值得了?”“葬礼、追悼会办得多么风光，逝者都已远去，他也已无法得知。”

      宁养院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让逝者死而无憾，让生者问心无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人在临死之前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心理，“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死前也会说些好话，为什么?因为他希望留给世界的是一个好形象。”

      而如果告知临终者实情，人的这一普遍心理将会得以得到满足：妻子可以告诉丈夫，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子女可以告诉父亲，感谢这么多年来为自己遮挡风雨;朋友可以告诉朋友，他是多么棒的一个伙伴;同事可以告诉同事，他是多么出色……“这会让病人感觉到，哦，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这一辈子我没有白活过。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可以想象，这将是多么圆满的一个结局。”

      对于生者，这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在为逝者上坟的时候，经常会念叨‘你怎么走的这么早，你还没怎么着怎么着，家里的孩子你都还没交待，你让我一个人怎么过啊，你不在了谁跟我吵架啊……’”这其实说明，生者在悼念死者时，是心有遗憾的，“后悔自己在逝者活着的时候，没有和他好好交流沟通。这样的话，几乎每次都会说，但遗憾却永远不可弥补了。”高杰说，这很容易给生者造成非常强的心理阴影和愧疚感，“有可能伴随终生。”

      要不要告知患者病情?是谁剥夺了患者的知情权?讳谈生死究竟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还是陋习?人在临终前究竟需不需要一场真情告白，而后愉快地开始另一段旅程?高杰说，一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结论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需要像一场快乐的Party，就像电影《非诚勿扰Ⅱ》里李香山为自己举办“人生告别会”一样。尽管高杰至今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他觉得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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