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八月十六凌晨三点，月圆之夜未过，小细胞肉瘤带走了张彩虹。晦涩的专业术语带来的病菌，折磨了她四年时间。临死前一天，她吐了些咖啡一样的糊糊，这是死亡发出的最后信号；之前一个月，她腹部的肉瘤已如西瓜般大小，像要爆了一样，撑得她肚皮发紫，这是死亡临近的征兆。未做停留，没办丧事，天亮之后，张彩虹悄无声息地下了葬。她17岁，未成年，未婚嫁。按照当地风俗，置办不得丧事。一抔黄土掩埋了她人生所有过往。张彩虹仿佛从未来过这个世上。为她提供临终关怀的医生高杰得知消息后，几欲垂泪。作为李嘉诚基金会投资设立的聊城市宁养院主任，为贫困晚期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是高杰职责所在。数年来，高杰已收治数百名病患。唯有张彩虹的离去，让他如此伤心。张彩虹临死前几天，他拿到了张彩虹的日记。日记里，濒死女孩感受着生命的悲哀与卑微，却仍愿意微笑。

刘晓蒙 记者 陈学超 发自聊城

1 救护车上的旅程

　　从聊城大学到张彩虹家，大概有二十多公里路。开车半小时左右。　对于已经很长时间不能下床的张彩虹来说，这段路途太遥远了张彩虹的家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宏伟村。院外巷子狭窄泥泞，通不得汽车。张彩虹住在5间北屋中最西头的一间里。房子有些年头了，外墙有些地方已经泛起白碱。

　　初二下学期，张彩虹总喊腿疼。带她去医院，大夫说是关节炎，输输液打打吊瓶就没问题了。可第二年，输液已经不管用了，她的背上还长了个疙瘩。一检查，才知道是得了小细胞肉瘤。

　　这个病能要命。

　　家里东拼西凑，为她做了手术。但手术并未能控制住病情，家里也无钱再为她做治疗。张彩虹就此退学在家。

她手里有一张初中班级的毕业照，但合影里没有她。她为此感到遗憾。“今天我离开了学校，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已经不属于我了。”退学当天，成绩不错的张彩虹不无留恋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同学们），想想他们我心里特难受。”“带她到聊大是为了完成她的心愿。”高杰说。 为此，高杰专门联系了聊城市人民医院院前急救部的救护车，将救护车直接开到了张彩虹家巷子口——张彩虹不能久坐，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

　　这是一次奇异的旅程。

　　“用轮椅推着在校园里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她就有点受不了了。”高杰的同事们决定开着救护车继续带她逛校园。往日里总是火急火燎的救护车开着后盖，缓缓行驶在聊大，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张彩虹头朝外趴在担架上，贪婪地看着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里面真美，真大。比起我们以前的学校真是天壤之别。”张彩虹兴奋地记录了自己平生从未见过的阶梯教室：“那课桌一层比一层高，就跟电视里的大学课桌一样。”

　　在平常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宿舍楼晾衣服的景象甚至也成为她眼中的一景：“女生的衣服晾在女生寝室的阳台上，好美。有红、黑、白、绿、紫，一排一排的真好看。”“我还在大哥哥、大姐姐的介绍下记住彩虹桥了。桥上有七种颜色的彩虹，到了晚上还会亮呢。”

　　在聊大门前的合影里，这个17岁花季少女趴在担架上笑逐颜开。这一天，距离她踏上远去的行程还有不足5个月。在此之前，她经常在日记里憧憬，自己能站起来蹦蹦跳跳，上学，读书，挣钱，给弟弟买好吃的。

2 无言的初恋

　　逛完聊大，救护车带着张彩虹回到村里。

　　还未到她家巷子口，一个穿着雨靴的少年远远地跑了过来。

　　车停在巷子口。

　　少年主动从车里接下张彩虹，将她放到背上，一口气背到了家里。

　　脚穿雨靴，身穿T恤衫，戴墨镜，抽烟。少年的扮相有些滑稽。“个子也不高，很普通的一个男孩。”宁养院社工姚荣说。

　　张彩虹从未承认那是他的初恋，却也没人愿意说破。“我恋爱了！真的好幸福，真的很甜蜜。今天是我们1个月的纪念日啦，也不知道我的他有没有记住这一天。”离开学校前三天，少女幸福地在日记中诉说自己的心情，“从一开始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爱上你了，而且越来越深。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啦。我爱你，永远。”

　　此时的张彩虹并不知道自己身患何病。“我的病什么时候能好呢？”在日记里，她问道。“今年4月，收治彩虹的时候，这个男孩就一直陪伴在她左右。去家里家访经常能见到他，陪彩虹说话，帮家里做事。”高杰对少年的印象相当不错，尽管那副经常挂在鼻梁上的廉价墨镜看上去不怎么舒服，尽管少年指尖经常会夹着香烟。

　　收治彩虹时，病情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张彩虹也愈发被疾病折磨的变形，但少年依旧不离不弃伴随左右。

　　入秋以后，少年消失了。那个故作成熟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过。

　　张彩虹撵走了她，说什么也不让他再来家里。少年只好外出打工。

　　彼时，恰是张彩虹病情开始严重恶化的时候。肉瘤从臀部贯穿到了腹部，撑得她肚皮发紫，像是要爆掉一样。“太难看了。”张彩虹有时候会抱怨。

　　3 未了的遗愿

　　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兴奋的人群目光聚集在高速公路上，担心能否顺利回家团聚。这将是张彩虹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天。

　　这天，她吐了一些咖啡一样的糊糊，整个人萎靡不振，气若游丝，唯一能听见的，只有死神的脚步声。

　　夜里三点，圆月高悬。张彩虹死了。

　　临死前，她交代母亲，要把墙上的一个挂件留给高杰，却没给王春兰留下一句话。

　　王春兰为此有些记恨闺女，“临死都没给我留句话，只想着她高大伯。”

　　她其实不知道，闺女的心里其实一直都记挂着她。临死16天，张彩虹悄悄记下了自己的遗愿，不过与自己无关。“今天天气非常好，坐在椅子上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妈预产期越来越近了，可是我们家现在还没有钱，怎么生娃娃啊？”张彩虹写道。

　　自从得知真实病情以后，她就“撺掇”母亲能再要个孩子。她担心自己走了以后，弟弟一个人照顾不了父母。

　　禁不住女儿再三劝说，王春兰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眼见着心愿达成，张彩虹依然忧愁不已：家里贫困潦倒，她为母亲的生产费用感到担心。“正规的医院没有钱进不去，诊所也需要三四千块钱。我们家实在拿不出来，想想就难受。妈，您说我该怎么办？我不敢在您面前说，怕再次说到你的伤心处。我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坐在椅子上掉眼泪，什么办法都没有。”

　　高杰是为数不多知道张彩虹遗愿的人。他知道她死前为何单单会只给自己“留话”。他原本认为，张彩虹应该还能撑一个月的时间。算算，差不多能等到她母亲生产。“要是能等到，也算了了她的心愿。”高杰说。

　　10月8日，张彩虹“头七”，高杰一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他给自己熟悉的同行打了个电话，看同行能否想办法接收王春兰。

　　这天中午，他交代社工姚荣不要着急了结这个病例。“等到她母亲生产了，这个案子才算完了。”这是一个约定。

（做完第一次手术后，张彩虹【中】与两个好友留影）

（张彩虹趴在救护车上逛聊大校园）

（张彩虹开心地在聊大门前留影）